车开根是杭州的一名知青，模样白净瘦高，文质彬彬，是典型的江南子弟。如果生在承平盛世好年头，一定是那种品学俱佳的吴越文士。但不幸他生在五十年代的中国，被送到生产建设兵团，与我们这些五湖四海来的知青们相遇，地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寒冷苍凉的北大荒。
在兵团里，四五十人住一铺大炕，所以车开根与我早已相识，但与他相熟，却是在我栽了一个小跟头，被送到他班上去劳动时才开始。
我们所在的二团基建连，负责团里的房屋修建，连里分有木工、火锯、泥瓦等工种。我因为会拉二胡，人缘不错，被分到很吃香的木工排。我信以为从此可以学一门真正的技术，一辈子养活自己，不再怕什麽出身不好的问题了。谁知过了不久，又要调我到宣传队，因我不愿意去，了我们连上的党。他指着我的鼻子说：「不去蚣绑也要把你绑去！你想学技术？没门儿，我就是不让你学技术！」并且立即不准我做木工，要送我到泥瓦工班去当小工，挑灰搬砖，做重劳力劳动，以为惩罚。当时泥瓦工班班长陈雄不在，主事的副班长就是车开根。
按当时的情况，得罪了犹如得罪了皇上，等於宣判死刑。这名又是支部，比连长官儿还大，是顶头现管，手操全连生杀，说一句算一句，无人能够置喙。我到了那个地步，一定会先吃班长一顿排头，各种脏重粗活，都会派给我，可想而知。
谁知我被调去的头一天晚上，车开根亲自到我的铺上找我，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和议论，对我十分友好热忱。他虽没有说什麽宽心安慰的话，但叫我放心的意思十分明显。他帮助我整理衣物，并搬到他们班所住的那间小屋里。这一来，我心上压着的一块大石块放下大半，按当时的情况，吃苦做工我是不怕的，怕是怕有人给气受，把我整得要死不活的，或是说些、出身不好之类的话，让你每天都生怕天要塌下来。
车开根显然不是那种会的人。他虽然文弱些，普通话讲得不太好，也不见北方人那种豪爽，但是讲「」，就是不搞，颇有点儿义气。我被放到他班上，的意思就是要我吃点儿苦头，受些教训，以後乖乖地当驯服的工具。车开根这麽一来，显然与意图不符。
我那时心里只有二胡与木工，不大去揣摩的意思，但我也晓得车开根这样做不会得到的欢心。他还说：「求进步(的话，即往上爬)是每个人都想的，但数各有不同，比别人好，上得去是当然的；把别人当砖头，踩在爬上去，就不上了。」上也好，不上也好，我心里知道车开根是上不去的。就是因为他人好，讲数，不去逢迎上级，这恐怕也注定了他的悲剧。
车开根死了！消息传来，我大吃一惊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车开根了，而且还死得那麽惨烈。我们基建连又是武装连，每人都发了一杆枪，说是用来对付苏联修正主义的。他把一杆762俄制五发步枪放在棉被里，称病在炕。那间我曾住过的小屋，住了他一班人，别的人都上工去了，那炕上整齐地一排叠着各人的铺盖卷儿。他一扣扳机，同时对那个刚要出门、派来他的喝一声：「阿虎！你再看看我！」轰然一声，子弹穿透他的头颅，射过所有的铺盖卷儿，打在墙上，又蹦跳回来，击碎窗上的玻璃，飞了出去。车开根当时脑浆迸裂，鲜血染红了所有的被子、炕席，就这麽离开了他青春伊始的23岁年华，与世永别了。
据阿虎（那位车开根自戕的当场目睹者）後来讲：当时他呆住了。鲜血和破裂的脑袋没有使他，巨大的枪响也没有让他害怕，倒是那事发之後短短的寂静使他恐怖到了极点。车开根年轻的，大约还不能接受大脑中枢已完全受的事实，拚命地尝试着重新连接折断了的神经，於是无望地扭曲着、抽搐着，在覆盖着热血和其他黏液的棉被中抽搐、抽搐，然後是颤动、颤动，最後才放弃了挣扎，突然地停顿下来。霎时四周一片寂静，时间好像也凝固了，久久才听到远远传来锯木厂的锯木声，吓得阿虎转身飞跑出去。
那一晚，没有人敢在那间小屋睡觉了。车开根班上八个人被带到团部招待所住下，也不知他们这一夜是如何度过的。那时我已调到团部宣传股工作，第二天早操後，我碰见班里的一位熟人，奇怪地问他为什麽这麽早出现在团部时，才得知这一。但他语调十分平静，像讲着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。只说车开根和吵了架，被命令回班上思过，等候处理，并派阿虎地。看来是党已经给他们开过会，嘱咐过统一「口径」，不能多谈了。
我领教过的专戾，也知道车开根的秉性脾气。我明白了，车开根是一个有理想抱负、作风正派、血气方刚的青年，怎麽受得了这样的窝囊气，不问地横遭，像囚犯一样被派人，等候宰割，「士可杀不可辱」，宁折不弯，於是以死来和了。
我满怀悲愤和惋惜的心情，急忙奔回我曾住过的那间小屋。屋里空空汤汤的，连炕上的稻草也没有留下一根，窗玻璃也新换上了，看不出任何出事的迹象，倒是墙上留下的弹坑，还没来得及补上。我轻轻地抚摸着那弹坑：粗糙、冰冷，没有任何知觉。可是一个活生生的同龄人，火一样的青春就这样凋残、湮灭了。团里没有开会，宣布车开根是「於人民」，但是怎麽按压得住知青们的愤懑呢？
几天後的一个半夜里，车开根班隔壁的女生宿舍突然叽哩哇啦闹开锅了。先是有人尖叫说是听见枪响，接着有人说听见了车开根在说话，与人争吵。所有的女生，叁四十个一窝蜂似地都跑了出来，聚集在屋前空地上，不敢进屋。其中的杭州女知青们，不知是害怕还是悲恸，开始低声抽泣。一时几十个女生放声号啕痛哭起来，那压抑了好久的情绪，终於宣泄了出来，委屈、恐惧、无助、思乡、同情、求救，一古脑地哭了出来。只有哭，才能悼念不能回故乡的同伴；只有哭，才能不被人抓住，真是哭得惊天地泣。至今想起，还让人激动不已，心潮久久不能平静。
那名党终於被调走了。奇怪的是，他不但没有受处分被降级，反而升了官，到团里当上党委。车开根的，就成了他往上爬的踏脚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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